報載台灣各地的村里民大會,參加的人數愈來愈少。原因是有人覺得,像社區遭竊頻繁,建議裝監視器、派警察加強巡邏;又比如水溝雜草叢生,阻塞排水,建議清潔隊來清,但建議都有如「狗吠火車」。確實,多數村里民大會的提案恐怕都停留在上述這種「社造(社區總體營造)未開發」的階段,也就是說居民只是說出了自己的需要,而
阿扁總統二十六日針對企業西進中國的問題說:「如果做不好有效管理,我們寧願不再繼續開放」。筆者非常贊同。筆者過去也一直強調:「假如政府沒有能力阻擋廠商藉西進政策以合法投資掩護非法偷跑,那就不應繼續開放」。西進與統派論者對於以上的主張,其制式反應是揚起自由經濟的大旗,反問:「既然西進管不好,就乾脆不要管
張錫銘終於抓到了!警方投注一年長期的警力追捕張錫銘,這樣社會高成本的付出,卻只是解決了一個重刑犯,然而,從陳進興到張錫銘的例子,在在顯示預防的工作沒做好,事後的補救成本就大得驚人。檢視張錫銘的生平,出身貧寒,讀到國二就輟學,於是在外跟著角頭老大做小弟,在耳濡目染下慢慢形成嚴重的犯罪行為。這樣的經歷與
花蓮門諾醫院發生住院傷患遭人押出院外私刑致死,外界質疑門諾醫院門禁幾乎不設防,才會讓嫌犯自由進入醫院,不但在院內毆打病患,還可順利強行將病人帶走,同時對院方在宋第一次被毆後,為何不增派人手支援加強戒護,並指責醫院未善盡安全維護責任。真是匪夷所思,筆者從事醫院管理在各大中小型醫院工作二十餘年,查遍美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