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日的訂定應有其紀念的意義,觀之台灣每年的節日,有民俗節慶,如元宵、端午、中秋等;有配合世界潮流,同步關心國際議題的節日,如世界母語日、國際勞工日、世界人權日等;而最需要慎重檢討的是,國民黨訓政時期在中國制定帶來台灣的節日,這些威權下產出的節日,和台灣沒有任何交集,值得商榷,應該慎重面對。
莊秉璋桃園忠烈祠暨神社文化園區因為去年迎來日本神祇天照大神,以及御朱印、御守、繪馬等日本神社文化相關的週邊小物,帶來了不俗的觀光人潮,更成為cosplayer、網美、年輕人遊桃園必訪的打卡熱點。如今桃園市長張善政卻以部份人士反對為由,將於3/13撤除所有日本神社文化的週邊設施,同時也把天照大神請回日
施芳瓏/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研究員「二二八事件告台胞話」:不痛定思痛二二八的悲劇是怎麼回事,下一位被奪走財產,被定叛亂罪,還被取走性命的可能會是你……今年的二二八,我剛好在台灣,以學者和受難者的親戚,參與觀察台北市政府舉辦的紀念會。由於事前協辦的台灣國家聯盟拒絕與蔣家後代同台,當日市府團隊戰戰兢兢地籌辦
李力群15年刑滿,他仍不服判決、不認錯。於是,未經審判又加勞改兩年。1964年,遭到關押17年的27部隊隊長鍾逸人,瀟灑出獄。我在2020年專程到台中探訪鍾逸人前輩。鍾老已百歲,聲如洪鐘,未拿拐杖,我問鍾老「怎麼不拿拐杖?」鍾老幽默的說「會被別人笑」,好一位個性倔強、從不低頭的活潑勇者。余僅此略述鍾
一起來推動「烏山頭水庫」登錄為世界遺產日本人八田與一技師是一位在日治時代對台灣農業貢獻相當卓越的人,他的一生、一家都在台灣。他設計並建造了「烏山頭水庫」和「嘉南大圳」,一九三O年完工的大圳,灌溉了北至雲林南至高雄的田地,嘉南平原的水田大幅增加三十倍,四年後稻米收獲量增加四倍,台灣穀倉從此更加豐收。可
盧俊義牧師長期關心台灣社會,一九八○年代我們曾一起參與嘉義的二二八紀念碑籌建。他除了牧會,還著作等身,尤其會說故事。他把聖經詮釋為啟示、教養、勵志書,感動了許多人,即使退休了,仍然耕耘不斷。看了他的新書《攏是為了愛》(啟示),以卅則生命書寫的深情告白,描述了對台灣有愛的一些人們,不只神職人員,更包括
近來台灣民眾擁有愈來愈多的「小確幸」,今年上班族有七次連假,而朝野立委更在審議《國定假日法》草案時,以五花八門的理由,替民眾爭取更多的國定假日;另外,政府將去年超徵稅收中的三千八百億元,以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為由,補貼油電、勞健保、國民年金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將普發每位國民及擁有
邱志偉有位藍營議員提案停辦二二八紀念日,令人痛心無比。談到歷史,我相信沒有人能自居單一角色,或能站在上帝視角詮釋各種事件。但有件事情可以肯定的是,歷史記憶絕不能被遺忘,因為遺忘將可能帶來威權重返,甚至民主倒退,台灣沒有任何一點這樣發展的空間。
位於雲林縣虎尾鎮埒內里的「三姓公廟」,是全國唯一奉祀二二八受難者的廟宇,幾十年來,台派人士每年二二八這一天都會在這個廟宇舉行紀念活動,以追思當年的顧尚泰、李持芳、王濟寧三位受難者。然而,跟往年相同的紀念活動今年不但被拒絕,這個「三姓公廟」還被改名為「三聖公廟」,原本留存在廟內敘述當年三位烈士受難事跡
三月十日西藏抗暴六十四週年,台灣也即將迎來了第廿次的西藏抗暴大遊行。我還記得第一次遊行是在二○○四年,當時只有七名藏人拿著西藏國旗、達賴喇嘛法王的照片以及英語標語走在台北街頭,那時候我們只會喊英文的口號,也不知道怎麼聯繫記者,連警察人數都比我們多。但廿年過去了,三一○大遊行已經成為台灣人或者至少是台
洪錦鈺按照慣例,追思、獻花、紀念會、音樂會,過去幾天台灣全島的各地方政府和許多團體在每年的「二二八和平日」舉辦了行禮如儀的活動,而政府更釋出連假(廉價)的美意,讓許多國人可以好好出遊,玩個盡興。這個就是現在我們紀念台灣國殤的方式?就如同李惠仁導演所說「228之後不是229,是一場讓許多台灣人看不到明
發生於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曾經是戒嚴時期的禁忌歷史,民間社會在事件四十年後的一九八七年,才發動「公義和平運動」,這一年解除戒嚴。在事件發生後近半世紀,一九九五年,台北新公園的二二八紀念碑才落成,訂為紀念日,陳水扁在台北市政府時代並訂為二二八和平公園。一九九七年,李登輝以台灣人總統,向人民進行替代的
四天連假結束了,今年是二二八事件七十六週年,許多商家祭出「歡慶」二二八優惠,不少民眾也籌劃國旅散心,但我想問的是,還有多少人記得,我們是為了紀念二二八而放假?過去在國中小的社會課本,僅用了兩三頁的篇幅描繪國民政府在台的大屠殺,進入高中,也只在選修歷史談到國外轉型正義例子,對比台灣。從時間長河的角度來
早在1991年即提出「轉型正義」一詞的美國學者璐蒂‧泰鐸(Ruti G.Teitel),2019年來台演講時曾說:台灣過去有那麼長的獨裁統治,不去追究過去加害者的責任是會有問題的;但她同時也提醒,轉型正義標榜的正義不是理想化的正義,而是一種從獨裁轉型為民主的變遷過程中確實可行的正義。言下之意是,各國
二二八和平紀念日的到來,有關轉型正義的議題,總被提起。而轉型正義的工作,除還原真相及對被害者權利回復外,即是對加害者的究責。但此部分,卻一直是轉型正義最難做到的事。在威權體制下,對人權的迫害,甚至對平民的屠殺,往往是組織與結構性的。而現行刑法,乃以個人究責為重心,就可能對集體犯罪,出現治罪的困難。如
邱志偉二二八即將到來,由於新任台北市長和二二八家屬會面相關新聞浮上檯面,讓二二八以及轉型正義的問題,再次進入大眾視野中。但我們可以靜心思考,眼下各界是否真心願意處理轉型正義的問題,特別是白色恐怖及威權時期的加害者問題,不能繼續選擇迴避。我們不能再讓威權遺緒的種種歷史傷痛,繼續停留在只有受害者,但沒有
鄭麗榕/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助理教授愛犬家顧名思義是喜愛狗的人物。在日治時期,能號稱愛犬家並受到注目的,常具有特定的社會地位。與他們名字相連的狗,也相當程度地反映出主人高人一等的身分,代表當時市俗眼中看重的價值(從十九世紀末起,動物即有「活家具」的稱呼),足以向社會誇耀。
林正二二二八事件76週年紀念前夕,侯孝賢執導的《悲情城市》問世33多年後,再推出全新4K數位版,重新上映。猶憶1989年9月,《悲情城市》影片榮獲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筆者有幸參展,目睹侯孝賢上台領獎,台灣電影首次揚名世界的光榮一刻。侯導用電影將台灣帶向國際舞台,讓世界更了解台灣。
蔣萬安市長與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私下會面,部分媒體用「拆彈」來形容,實在讓人難以接受。受難者經歷失去親人的痛苦,事後歷經戒嚴高壓監視下「郎抓厝拆」的心情,要求一個誠摯道歉,卻遠不如蔣萬安市長的政治前途?二二八事件各界可以有不同的看法與見解,令人不解的是,當時執政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派陳儀接收台灣,陳儀施政
「轉型正義」這幾個字從促轉會去年結束運作後,幾乎消失在輿情中,直到蔣萬安市長近來與二二八家屬的會面,才又重新登上媒體版面,可以預見這些關注在二二八後又將沈寂,僅能由民間持續努力。體制上轉型正義工程的停滯,究其根本,政治領袖的政治意志缺乏,與分散各部會的官僚運作制度,皆為原因。如果執政團隊無法把握所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