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關中強調,軍公教跟勞工是不同的職業,人力來源、條件和工作素質都不一樣,若硬做比較就是民粹。此說與過去「公務員非一般人」雷同,不少人呼應。然而,「關中們」可能不知,台灣經濟之所以能起飛(一九七○年代),公務員待遇沒有「高人一等」是一大貢獻。定位在「穩定」,而不是相對「優厚」的「設計」(一說是將預算
大學廣設,素質低落;新鮮人不吃苦;企業獲利不如前,所以起薪低。這是22K之後,市場派普遍說法。那麼,能配合加班、假日及週末夜間輪值;還能英、日語聽說讀寫,不會是一項不用吃苦、不需能力的工作吧?這樣的條件只給21K,很辛苦經營的公司?不!它叫「故宮」,沒有獲利壓力,不會倒,而且生意興隆。館方表示,此待
我們看到,軍公教年終慰問金可能擴大發放,馬政府為了選票考量,不敢刪除沒有法源的軍公教年終慰問金,對不公不義的事情不敢改革,讓政黨利益凌駕於全民利益之上,看在九百萬勞工眼裡,情何以堪!我們很無助,也很無奈。年關將近,失業勞工和無薪假勞工卻節節攀升,這些可憐的勞工,不要說想領年終慰問金,連想要保住工作、
國內面板業爆發重大商業機密外洩中國案,狠狠打了馬英九總統傾中政策「開放是常態」的耳光!前友達光電公司顯示器開發中心最高主管連某、OLED技術處經理王某,在中國TCL集團旗下的華星光電高薪利誘下,跳槽至該公司甚至將友達全球唯二的「AMOLED技術」等關鍵文件洩漏到中國。調查局據報後,日前趁兩人返台時,
「人才危機」最近成為顯學且各有各的主張,朱敬一認為,台灣已進入「人才斷層期」,管中閔說,「為淵驅魚」台灣三至五年恐淪為三流國家,一位科技業者更感概的說「企業無才可用,台灣將輸出台勞」。有人即開始算舊帳,一位文化評論者認為,政治領袖都不是人才,才把國家搞得百孔千瘡,有的即指責教改,「肥貓」輩者則認為薪
一、少子化對大專教育的衝擊根據主計處統計,台灣青少年人數(15~17歲)從1996年的115萬人,到2010年剩下95萬人,未來10年後也就是2020年也將創下新低的65萬人。可以預見的現象是,當青年人口遽減為現在數值的六成之後,國內的大專院校也將有大幅的縮減。而體制的改變可能有三種方向:第一,大專
國道六號發生極嚴重的工安意外,造成七人死亡的悲劇,而這其中居然有六名非法外勞!國登公司一次可以僱用這麼多的非法外勞,這是否顯示在台灣有一個掌握非法外勞的集團?否則,非法外勞在台灣根本沒有工作機會,這麼大的工程又怎麼會與非法外勞扯上關係呢?現在台灣的勞動力下降已經是事實,不過,在我們周遭卻還是可以看到
明天是紅衫軍事件二週年。上週五,紅衫軍主角施明德和當時曾批他是「賣台集團第一勇士、貪財好色」的高俊明牧師舉行了記者會「和解」,高向施道歉、懺悔,施表「接受」。藍媒說「兩人握手言和」,甚至猜測這是肯定紅衫軍;但高牧師表示,對那場運動「我也有我的立場、理念與原則」。
這是實力與投機的差別!也是自信自重與自侮自輕的差別!同樣在京奧場上,台灣女力士陳葦綾與立委高金素梅,一位為台灣爭光,一個卻丟了台灣原住民的臉。陳葦綾熬過幾近「生不如死」的訓練過程,一步一腳印的累積實力,如今出頭天,奪得台灣首面京奧獎牌,可說實至名歸!
十八號這個星期天,民進黨將選黨主席。關於黨主席人選,年齡不是問題,性別也不應是問題,關鍵是理念,要帶領民進黨走什麼方向。有兩點可做選擇考量:第一,黨主席能不能保住五百四十萬基本盤,穩住基層選民,使綠營不崩盤。現在更不是什麼爭取中間選民的時候,而是要使基層黨員有信心,並鼓起士氣,然後再徐圖向外發展。第
股市充斥著流言與謊言,以及炒作一些錯謬的觀念,意圖誤導股民的投資行為。譬如即將實施的員工分紅費用化、員工分紅配股依市價課稅,常被當成政府打壓股市的鐵證,因此有些意見調查竟然得出如此荒謬的結果:在這些措施實施後,科技業員工紛紛想要跳槽。員工分紅費用化、配股採市價課稅若能實施,可說是扁政府執政後少數真正
一九九六年筆者念大學時,曾經和朋友在網路上號召三商虎迷前往球場抗議黑虎事件,後來領隊陳玉書也與我們會面處理黑虎事件。但一九九七年從黑鷹事件開始,陸續爆發一連串問題,直到二○○三年兩聯盟合併以及後來二軍制度實施,職棒暫現轉機,但是政府並沒有徹底解決問題,加上球團經營態度如故,人氣依然直直落。
台聯新任黨主席黃昆輝上任後,宣示朝「中間偏左」的路線發展,試圖淡化深綠色彩。這個大轉變,不但引起同屬綠營的民進黨矚目,就連國民黨也睜眼在看。在年底立委名額減半,導致選戰格外激烈的狀況下,台聯要走「中間路線」 ,顯然擺明了要搶攻國、民兩大黨的中間選票。
正值全國各縣市進行低收入戶的清查與複查期間,承辦這項業務的基層公務員均面臨空前的壓力,其情境頗令人同情。二十年前,政府還以「貧戶」來認定經濟狀況並給予救助時,國人大多婉拒政府這項善意。如今,卻有一些人樂於當「職業低收入戶」,與基層公務員糾纏,審查未過就大吵大鬧,或以死相逼,或以脅迫的手段要公務員屈從
在民主時代,經營一座城市,是全體市民的義務與責任,所以把台北市長選舉比喻為一家公司正在遴選總經理,是一種貼切的論述與講法,選民頭家正是肩負公司營運策略成敗的董事長。所以掌握城市生殺大權的市民,有不容懈怠的義務為公司選擇一位有願景有承擔的總經理,為全體股東創造最大利潤。